在场者: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力量?

比赛的迷人之处也在于,永远和不确定性对抗,在赛场上跨越阶层、跨越一切,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超越自我,走出困境,奋不顾身地追求卓越。

东京奥运会以及全运会结束后,谌利军给自己放了个长假。这是五年来他的第一个漫长假期。

他穿着白色休闲服,脚踩运动鞋,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28岁小伙子。这是2021年11月3日的傍晚,他走到舞台中央,单膝跪地,向相恋六年的女友求婚,他说:“我举过339kg的杠铃,但我举过最重的东西,是这枚钻戒。”三个月后,他们在长沙举办了婚礼。

过去,举重冠军的故事似乎总是带着悲情色彩,比如,一个不那么幸运的童年,家境贫困,身体受伤,或运动生涯坎坷。某种程度上,谌利军正是这样的故事典型,东京奥运会夺冠后,他曾多次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榜,他的经历激励了无数网友,很多人用“逆风翻盘”来形容他的比赛甚至人生。

比赛的迷人之处也在于,永远和不确定性对抗,在赛场上跨越阶层、跨越一切,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超越自我,走出困境,奋不顾身地追求卓越。谌利军之外,还有更多的举重队员在这条路上前行。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大院里,种着几棵银杏树。2020年大年初三,举重队来到这里进行封闭训练。那时候,院里的银杏叶早已掉光了。

冬去春来,万物生长,银杏开始发芽,叶子逐渐伸展。直到绿叶完全张开、变得茂密的时候,队员们才暂时结束在这里备战奥运的封闭训练,此时已经到了夏天。举重冠军石智勇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到外面转训了几个月,我们又回到总局封闭训练,练到银杏树又全部枯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在里面过了一个四季。”

这一年的3月,他们收到了东京奥运会推迟举办的消息,这意味着紧张训练的时间还需要再延长一年。“对我来说,心里还是有比较大的波动。因为从内心来说,当时我只做了到2020年、没有做到2021年的准备。”石智勇说。

石智勇第一次对时间有清晰的感知,是青少年时期从宁波回到广西老家的那一天。到宁波接受举重训练之后,他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家,正值生长发育期,样貌和声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他出了火车站,坐上公交车,下车后走到父亲工作的厂子里。

无人回应。半晌,父亲看到他后愣住了,这才回应一句:“回来了。”父亲一时间竟没有认出他来。

少年的时间感是成长,而到了青年,则意味着年龄每增长一岁便与运动生涯的终点近了一些。八年不过是两届奥运会,运动生涯又有几个八年?谈及对年龄是否感到恐惧,几位运动员几乎都会提到自己的偶像——吕小军,他37岁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成为奥运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举重冠军,顺利递补里约奥运会金牌之后,他将实现奥运三连冠。

在谌利军看来,“不能拿年龄当借口,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年龄行不行呢?”他笑道:“军哥37了,我还小。年龄可能是一方面,但是你的心态是另一方面。”

时间也带给了他们新的身份。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石智勇和谌利军都步入婚姻成立了家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算是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

石智勇回忆,长期备战的压力,让他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想的都是训练、比赛,奥运会之后紧接着投入全运会的紧张备战中。全运会结束后,整个人才完全放松下来。求婚、领证、办婚礼……“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轻松、最幸福的时刻,真正地卸下了身上的包袱,去享受生活。瞬间完成这些事情以后,感觉整个人太开心了,感觉人生还是很圆满的。”石智勇说。

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新的目标。“之前是梦想,想拿奥运冠军,是对自己的认可。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因为有家庭了,目标可能更强了,也要为自己的家庭去奋斗,再去拼搏、再去拿奖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了。”谌利军说。

李雯雯回想起东京奥运会比赛的那天,她出发去赛场的时候,刚好碰到当天准备回国的前辈吕小军,他说:“大雯,加油!你别想太多。”“军哥平时话不多,他那天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肯定。”李雯雯回忆。

这位00后的小姑娘,在2021年8月2日举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以总成绩320kg的成绩拿下冠军,创造新的奥运纪录。

而在当天,这位中国年纪最小的举重冠军与年纪最大的举重冠军曾擦肩而过,一个奔赴赛场,一个回到祖国。

回到故事开始的时候,每位少年都曾被冠以“天才”的名号。在漫长的训练中,很少有人再记起这个评价。他们的经历并不相同,但都在小小的年纪里作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

1993年,谌利军出生于湖南安化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周围村镇有名的“大力士”。他小时候很调皮,爬树、掏鸟窝,什么都干,常惹来父母的一顿教训。

10岁那年,谌利军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教练,益阳市体校举重教练蒋益龙。蒋益龙清楚地记得谌利军当时的表现:身高不足1米3,跳远成绩2米36,一口气做了50个俯卧撑。在他看来,这孩子是个“天才”,是练举重的好苗子。为了说服谌利军的父母同意他去体校训练,蒋益龙曾先后五次到谌利军家里拜访。

回忆起这段往事,谌利军说:“我当时其实也是超水平发挥,教练来了,就感觉浑身是劲,特别兴奋,所以那天状态非常好。小时候我也很调皮,就喜欢跟别人跑、跳,所以身体素质各方面还不错,那时候特别想练体育。”

孩子的热爱和蒋益龙的坚持让母亲动摇了,她终于答应可以让谌利军跟着教练试试看。在谌利军进入省队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生病时,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谌友珍身上,谌利军还一度放弃举重,偷跑回家去打工,被蒋益龙给劝了回去。

谌友珍曾一个人同时打三份工维持生计。奥运会前,有记者去她家采访,发现双门冰箱是家中唯一的电器,还是谌利军世锦赛夺冠后添置的。

与谌利军同年出生的石智勇,同样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教练“相中”了。9岁时,因为爆发力、弹跳力出众,他开始在县体校练习举重。2004年,宁波体校教练李东瑜回广西探亲,看中了石智勇,当时他已经在某场选拔比赛中落选,无缘继续留在体校训练。

11岁的石智勇背着编织袋离乡,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独自到宁波训练。从小胆子大的他,一路上好奇心盖过了陌生感。“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经常去亲戚同学家过夜,胆子挺大的,但在父亲送我坐火车的时候,我还是哭了,确实没出过这样的远门。”石智勇回忆。

令他感到难过的是,训练多年之后,父亲还不知道他是打多少公斤级,“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他儿子,连儿子打哪个级别都不知道。”

2000年出生的奥运小将李雯雯,更多时候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她会在挺举成功后用双臂举到头顶比一个心形,会去拍Vlog,喜欢看综艺节目,偶尔玩玩游戏。她看起来很轻松,喜欢用更幽默的方式去回应外界,她倔强、不服输,也有过叛逆的时刻。

最早的时候,她没有明确要练举重,只是一心想练体育。有次鞍山市体校的两位教练来选人才,那位举重教练因为觉得她太胖而拒绝。父亲知道后说了她几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教练都看不上你。”

“我很不服气,之后就自己找体校校长的电话。见面之后,校长当时说你就练举重。”李雯雯回忆,就这样她开始练举重,去了体校。

在2018年底参加训练的时候,教练曾让她改动作,她不想改,因为对已经参加过比赛的队员来说,动作早已定型,改变的难度非常大,更何况所有的动作都要改变。“那时可能处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李雯雯说,“当时我很满足于现状。但教练已经看到了我的缺点,说你不改动作,就不可能再往上走一步。”

少年时期的故事,有时候会充满叛逆、不理解,或者不幸,但在某一个时刻,仿佛打开一个开关,一切都改变了。

石智勇发现,曾经以为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其实对自己的对手非常熟悉。父亲有一个习惯,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把赛场上的情况、对手的情况写在纸上,这些数字可能会写满一张A4纸。

谌利军在2008年和队友们一起围着电视机看奥运直播,看到前辈龙清泉夺冠的那一刻,他们热血沸腾,全场欢呼。“心里面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一天。感觉就是想一想而已,别做梦了,不可能的。也有过想法,万一呢,当你练着练着成绩越来越好以后,可能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他说。

谌利军右臂上有一道15厘米长的伤疤,那是2020年10月在一场比赛中手臂肌腱断裂留下的伤痕,而从手术到肌肉恢复,再到训练、走上赛场,谌利军只花了六个月时间。谈到伤痕的时候,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医生的技术特别好。”

赛场上充满不确定性,比起这道伤疤,刻在谌利军心里的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那场失误。

教练于杰回忆,谌利军当时夺得这块金牌的把握几乎是100%,但在赛前热身时,他双腿抽筋,随后在比赛中出现意外,第一把挺举143公斤失败,第二把甚至刚抓起来就丢掉杠铃,然后走下场地。这次的弃权几乎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谌利军都在懊悔中度过,偶尔也会看到网上的一些负面评论,他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却没有答案。

2021年打完亚洲锦标赛选拔赛以后,石智勇受伤治疗了大半个月,每天晚上需要找队医针灸,“有时我要求他给我多来两针,他说我真的下不了手了,于心不忍。那时候每天就40针、40针这么扎,背上都扎满了。”石智勇回忆,“每天扎针的时候就想着只要扎了这个针,我就能好了,我就可以训练,就能拿冠军,是这个劲鼓励着我。”

在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开始之前,石智勇再度在训练中拉伤腿部,17天不能做杠铃训练,且腰伤又复发了。他问教练,如果自己去不了,能不能换人?答案是否定的,奥委会已经定下人选,没有人能代替。

相比之下,李雯雯的夺冠则被很多人评价为“轻盈”“轻松”,但在她看来,“每一个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人,背后都经历了很多,没有很轻松的,即便是看似轻松的人,背后肯定也经历了更多的事情。”

2020年6月,李雯雯的爷爷检查出癌症晚期,已经扩散,只有爷爷自己不知道病情,他开心地笑着对李雯雯说:“我还能活三年,我要看你拿奥运冠军。”从那一刻起,李雯雯决心必须要拿奥运冠军,要给爷爷看。

爷爷是李雯雯的忠实粉丝,每场比赛都会看,还会跟村里人夸赞。不管她去哪个国家,每次比赛的成绩爷爷都知道。

她变得渴望训练。2020年6月到年底,在专项很难涨成绩的情况下,李雯雯在那一个训练周期抓举涨了4公斤、挺举涨了3公斤,一共上涨7公斤,要知道,对举重队员来说,涨1公斤都实属不易。

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延迟,爷爷没能等来李雯雯夺冠的那一刻。他去世后的那段时间,李雯雯陷入低谷,吃不下饭。加上伤痛发作,她几乎整夜失眠。

赛场上,不确定性贯穿始终,人生亦是如此。面对失误后的低谷,谌利军说:“你想破脑袋都是没有用的,只能靠训练才能把自己的不确定因素去掉,把成绩提高,再去比赛,一步步找回信心。比赛总有失误,这不是你最后一场比赛,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勇气面对它了。”

2021年,他再次站在奥运赛场上。在举重男子67公斤级决赛中,谌利军先是抓举145公斤落后对手6公斤,名列第四,紧接着进入挺举环节,对手最终获得331公斤的优异总成绩领先,此时的谌利军选择挑战更高级别的187公斤。

“我当时抓得很吃力,也感觉有可能今天会拿不下,但我到了挺举以后就没想那么多了,瞬间进入状态。今天只有一个目标,我觉得就算190,我也要把它举起来。”谌利军回忆起那个时刻,除了这个目标之外,对手、焦虑和五年前的遗憾等等都忘记了。

挺举成功,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谌利军反超对手1公斤夺得这块久违的奥运金牌。在遥远的家乡,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谌利军老家电视机旁的乡亲们欢呼起来,鞭炮声响起。

“体育就是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赛场上变化无穷,但我对此不恐惧。感觉经历了这么多,对手怎么样,我就怎么应对,反正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必须得赢,就这个状态了。”谌利军说。赛后他发文道:“逆风翻盘,我命由我不由天!”

2021年7月28日晚,在东京奥运会临近前经历了两次伤病的石智勇,也站在了奥运赛场上。在抓举比赛中,他最后一把试举举起166公斤,并在挺举的最后一把直接举起198公斤,创造举重男子73公斤级总成绩364公斤的世界纪录。同时他也赢得了个人的奥运两连冠。

站在赛场上之前,教练和石智勇都没有把握。有一位曾安慰他“肯定行,比赛一定能顶过去”的助教,事后也告诉他,其实心里并没有底,没想到还能拿下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他也在比赛前与教练聊起:“如果东京奥运会这一关我能扛过去,人生中再遇到什么重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已经有应对能力了。因为这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了的压力,我都扛过来了。”

站在赛场上的李雯雯,三次挺举全部成功,最终以领先亚军37公斤的优势夺冠,完成了爷爷的遗愿。

与亚军拉开的巨大差距让很多网友直呼“轻松”,而她却说,看似轻松的背后是一直默默陪在她身边的教练充当了“情感垃圾桶”,“收纳”了自己的大部分负面情绪。“我对他没有什么隐瞒,有什么就说什么,最近遇到的事情,我都会直接跟他说。他就会慢慢帮我解决,去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李雯雯说。

夺冠后的李雯雯有将近30个小时没睡觉,包括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在飞机场戴着口罩也会被认出来,还有一次有个小朋友认出她来想与她合影。三位队员,以及更多的运动员们,在经历低谷之后,迎来风雨后的彩虹。多年磨一剑,他们终于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在疫情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动荡的当下,更多的不确定性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如同举重冠军们所经历的起起伏伏那样,每个普通人也都在面临不同的挑战,亦需要不服输和直面困难的勇气。

三位举重冠军用自身的经历诠释了这个时代的“中国力量”。谌利军成为奥运冠军后多次登上微博热搜,鼓舞了很多年轻人,有不少处在低谷中的人曾给他发私信。他记得,有位学生向他倾诉高考压力太大,而他回复:只要你自己学到了、做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大不了再来一次,放开去考,结果肯定重要,但过程更重要。在那些低谷的日子里,谌利军也曾这么安慰自己。

在他看来,首先要有信心,在他从未想过可以成为奥运冠军的时候,教练对他说可以“保三争一”,听到这句话的他感觉非常兴奋,“万一呢?这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直播的过程中,李雯雯曾鼓励有身材和容貌焦虑的女孩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如果你身心健康,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都很好就没有关系。我就喜欢自己胖胖的很可爱,这没有什么,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我是在靠我自己去实现自身的价值。”李雯雯说。

而对石智勇来说,耐心尤为关键,喜爱钓鱼的他在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里,早出晚归去钓鱼。结果常常不可控,有时一天都等不到一条鱼。他感叹,“钓上来的那一刻,会觉得等待非常值得。其实不管做什么事,可能都需要足够的耐心才会成功。”也正是怀揣着这一份耐心与执着,他计划继续在宁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举重只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在推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有很多股力量,我们虽然是其中很小的一股,但很多这样一小股一小股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会实现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力量。”石智勇提到。

中国力量亦是传承和团结,在世锦赛、亚锦赛、奥运会上,无数运动员们通过一场场比赛的积累,努力汇聚成对中国力量的展现。

在这些如同点点星光的中国力量中,小微企业是其中重要的一支队伍,它代表的是无数普通人的梦想、追求与勇气。

在疫情中,无数小微企业受到冲击,当点点星光变得变黯淡的时候,有人站了出来,向与自身命运抗争的人伸出援手。作为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平台,拍拍贷一直关注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并推出“亿元免息借款”公益扶持项目,为心怀梦想的不服输的人们提供支持,在不确定性的冲击之下,帮他们渡过难关。2022年,拍拍贷、信也科技更是携手国家举重队,力挺中国亿万小微。

在场已是胜利。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我们倔强、坚韧,不坠希望,在守望相助中给予彼此力量,点点星光亦可汇聚成满天的星空。

作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是重要的中国力量。无数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为了自己和家庭生活得更好而拼搏,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支撑起无数的家庭,也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代表着每一个不断努力和拼搏的普通人,“挺起”勇气对抗压力,平凡而伟大。

作为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平台,拍拍贷一直关注着小微经济的发展。从2018-2019年“青年发展计划”的“打拼基金”,到2020年“青年有为计划”的“有为基金”,再到2021年的“挺你!中国力量”亿元免息借款支持小微发展、乡村振兴,拍拍贷始终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力量的发展。2022年,为了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拍拍贷推出“亿元免息借款”公益扶持项目,与信也科技携手国家举重队,共同力挺小微经济发展。

我们采访了几位参与拍拍贷公益活动的小微企业主,展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鲜活细节,以及这些倔强追求梦想的人背后的中国力量。

除了多年前的几次旅游,闫建军再未去过泰国。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卖到那里。他在一年多前开始从国内电商转战跨境电商,如今在电商平台Shopee(类似于东南亚版淘宝)上拥有两家店铺,每个月都要把国内的商品发去泰国的仓库,再转送到买家手里。商品在曼谷落地的那一刻起,整个链条几乎都不需要闫建军和他的公司打理—— 一切都有当地的中国人和中国公司提供服务,“没什么可操心的。”

闫建军觉得,自己的生意能立足海外,有赖于中国飞速壮大的力量——它不仅仅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还有背后的人、系统和资金。闫建军自身也是这股中国力量的一部分。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无数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支撑着中国的崛起。

来自中国的资金像涓涓细流,串联和滋养着这些最基层的力量,帮他们抵御风险、勇敢前行,使他们茁壮成长。

闫建军是江苏徐州人,1994年生,眼看就快到而立之年。一年多前,他结束了自己干了六七年的淘宝电商事业,南下江西,和朋友合伙进军方兴未艾的跨境电商。

彼时,闫建军觉得国内电商实在“太卷了”,于是两个人凑了50万元本钱,瞄准了泰国和菲律宾的市场。闫建军说,之所以选择东南亚,因为欧美市场资金需求量太大,而自己的资本实在有限。

囤货需要资金,跨境电商尤其如此。闫建军说,国内到泰国的海运通常要一个月左右,“相当于你要囤两个月的货,一批在当地的仓库,一批在海上。”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每个月囤在货上的钱就达到五六十万元人民币。

踩了很多坑、交很多学费之后,闫建军渐渐摸到了门道。“最好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把帐篷一类的户外装备卖去国外,一天的利润大约有八千元到一万元。”但不幸的是,反复的疫情不断冲击着他的生意。“有时候销量一半一半地跌,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七八千元的进账。”

2022年春节,闫建军的口袋里只剩两千元钱,差点没法回家过年。“我有套房想抵押,但由于没有房产证不能贷款,周围有朋友推荐了拍拍贷,就借了钱应急。”

现在,他在这个助贷平台上的信用额度大约有三万元,几乎每个月都被他用来囤货。闫建军觉得,除了方便实惠,更重要的是,拍拍贷这样的平台给了他安全感,“相当于你背后有一个随时能用的资金,心里面会稍微安稳一点。”这也时刻提醒着他,他小小的生意背后是强大的中国力量。

在他看来,所谓“中国力量”,既包括Tik Tok、华为这样的巨头,也包括无处不在的草根力量。“我们这代人和父辈不一样,我们完全可以用平等的心态去和西方人合作与竞争。”他觉得,自信心是中国力量在海外的注脚。

“就我自己看来,没有一个市场的产品,能做到中国制造这样物美价廉。”闫建军举例说,他们曾在国内工厂找到过一批两升的运动水壶,每个的成本才8元人民币,“在海外非常有竞争力。”他说,中国齐全的工业体系几乎让他们可以在任何市场找到突破口。“就东南亚而言,泰国在美妆这一块做得很强,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他们做不了的东西,比如家居用品。而反过来,如果在越南,我们就去做一些美妆、3C等。疫情期间,原本的户外用品不好卖了,我们还可以切换成中国制造的日用品,虽然利润薄一些,却能够让我们活下去,这是很多外国商户做不到的。”

与齐全的工业体系相伴而行的,还有日臻化境的中国电商体系。“还是以泰国为例,我刚进入这片市场的时候几乎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但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商业体系,从供货、货代到回款这一整套环节,都被中国人做得非常成熟。你能想象吗?光曼谷的中国货代公司,我估计都有几十家了。到处都能找到同胞,并且他们会用最高效的方式为你的生意服务。我想,这也是中国人可以去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原因之一吧。”

如今,闫建军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二三线小品牌和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人,正在努力向海外开拓。“老一辈的中国人靠着吃苦耐劳闯世界,而我们这一代有着更多的资金、更强的力量,我们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力量。”

他出生在辽宁铁岭北部一个叫作调兵山的小县城,眼下正在沈阳苦苦支撑着自己的冷冻食品加工厂。这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一家老小的生计。

他从在美食广场烧烤摊打工开始,慢慢经营起了自己的烤串小作坊,白手起家,起起落落,从调兵山到铁岭,再到沈阳。

工厂主要做烧烤串加工生产,大部分产品通过中间商流向了烧烤摊和超市。春夏是旺季,员工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二十多人。员工每串一个串,可以得到两分钱。

正常时,工厂每个月的流水大约为20万元,净利润两万多元。每年冬天是淡季,工厂会停工两个月左右。然而在2020年初,一切都改变了。疫情让王光普的生意戛然而止,虽然间歇性地恢复过生产,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工状态。

王光普的财务一下子吃紧了。工厂租金仍需支付,工人的基本工资也得继续发放;当间歇性的解封到来时,也需要启动资金,用于采购原料和维护设备。

他的生活也拉响了警报。原本因为工厂在沈阳,他一直与家人分居,但想着至少还能按时给家人提供生活费,心里是踏实的。但如今,生活突然捉襟见肘起来,甚至一双儿女所有的课外兴趣班都被砍掉了。“40岁的男人没有退路。”王光普决定咬着牙坚持,他借了几乎所有能借的钱,时刻准备着抵押房产。他不能失去工厂——哪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底洞,但这确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工厂里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工人唯一的希望。

他不想和很多东北老乡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对家庭来说,有一个事业和稳定的收入,才算是有了根。”他说,这是他的困境,也是很多东北老乡的困境。“东北的经济情况不好,很多女性因为带小孩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的工厂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可以让很多家庭妇女在有限的时间里赚到一些钱维持家用。”他举例说,厂里有个员工,每天起很早,不断加班,是整个工厂挣钱最多的工人,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后来才知道,她患了乳腺癌,老公高位截瘫,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如果我的工厂没了,他们要怎么生活?”

事实上,烤串工厂几乎从来就是一个现金吃紧的生意。“生意好时,你需要扩大规模;生意不好时,你需要硬扛成本。”王光普说,自己一直在使用拍拍贷这样的工具,“利率在我看来可以接受,放款快,虽然额度不算太高,但很适合我们这样的小生意。”

正是靠着这样的涓滴细流,王光普才能在疫情中支撑下来。这也是全社会努力的方向。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推动普惠小微贷款明显增长、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继续提升。作为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平台,拍拍贷一直关心着这些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及群体,并推出“亿元免息借款”公益扶持项目,与信也科技携手国家举重队,力挺小微经济发展。

拍拍贷CEO章峰介绍说,拍拍贷的主要用户包括小微创业者、新市民、小镇青年、都市白领和普通工作人员。“其中小微企业主占比大概有20%-30%,最大的借款人群在30-40岁区间,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大概在60%左右。”

自疫情开始后,小微企业主原本低于平均水平的违约率开始升高,显示他们的生存状况正在恶化。以封控期间的上海为例,拍拍贷在当地的小微用户违约率上升到了15%-20%。“我们服务的客户,很多只能算是小微中的小微,甚至是个体经营者,疫情对他们的冲击是特别大的,他们无法经营,就没有收入,却还要承担固定成本。”他说,“虽然一亿元能够支持到的小微客户数量非常有限,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和一些传播,让社会更多地意识到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我们也希望能唤起更多的机构一起帮助和支持这个群体。”

在章峰看来,这些小微经营者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正是中国力量的基础。“正是无数像王光普一样的人,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创业,给这个国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王光普说,自己工厂的烤串和传统食品厂不一样,没有很多食品添加剂,口味更接近于烧烤摊做出来的原始口味——在他的记忆里,那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那种味道,无论何时都会给他无穷的力量。

比王光普的处境好一些,青岛的肖杜凯已经渐渐从逆境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的尝试。

他今年31周岁,在五年前开启了自己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业务。他在大学读的是工程造价专业,毕业后在建筑公司工作过两年。2017年,他和大学同学合伙经营起了现在的生意,为各种建筑工地提供服务,目前工人有30人左右——因为疫情今年有部分工人还没回来,去年最多的时候达到68个人。生意最好的时候是2019年,“除掉工资和其他开支费用,公司还有将近300万元毛利。”

生意上了轨道,最大的压力来自资金。“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建筑公司的付款基本上到年底也就付到75%,我们的利润什么的基本都压着,如果再开新项目的话,前期需要我们垫资。”肖杜凯说,垫资规模基本一个项目10万元左右,而最多的时候他们同时开着六七个项目。

除了垫资,肖杜凯的生意最大的开销在于人工。工人分大工和小工,还分爬架、组装、前期和后期等不同的工种。因为是高危行业,大工平均工资在380元一天,小工工资在260元一天。

新冠疫情和房地产行业的趋势,让肖杜凯的日子难过起来。“2022年没有新项目开,我现在还是去年的六个项目一直在维持,其中有些已经停工了,有些工期也很慢。”

2019年,因为工地突发事故,资金周转困难,肖杜凯通过搜索平台开始接触、使用拍拍贷。“当时应该借了两万元左右,不多,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渐渐地,肖杜凯的生意有所起色,人生也在一步步迈进。他有了自己的家,孩子也即将出生。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性,他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可能性,如今他贷款在青岛开了一间推广“空气能”设备的门店。“这是国家在推广的项目,应该也是未来的趋势。”

他从未停止努力。今年,除了筹备新店,他也一直在自学,准备参加年底的一级建造师考试。他看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一点一滴地努力着,踏踏实实地为了生活奋斗。在他看来,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为社会贡献一份力,就是最朴实的中国力量。

“我从一个小渔村走出来,也没啥背景和资源,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对人对事一定要拿心换心’。”古人说“将心比心”,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刻在他骨子里的东西。“年纪渐长,你会发现,古人说的话都很有道理。”

他29岁,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主要为地产商做线下活动,包括开盘剪彩、暖场、发布会等等。

三年前,陈一文离开了稳定的工作,向亲戚借了一万元,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公司由小变大,慢慢地发展成将近10个员工、年营业额两三百万元的规模。

和肖杜凯面临的问题有些相似,陈一文也在经历房地产行业的整体下滑。“几乎每个项目都要垫资,甲方那边一直欠款,我们的资金缺口就会越来越大。”他说,截至目前,他已经累积了七八十万元的应收款没能收回来,“有部分已经要走法律程序了。”

有时候,陈一文会怀念打工的日子。“以前一个月赚四五千元,其实也挺幸福的。不像现在老失眠,脑子里总想着去哪接项目,员工工资怎么发。”他从很多渠道贷过款来缓解资金压力。“用了拍拍贷四年了,对自己的征信也很自信,从来没有逾期,希望在拍拍贷的帮助下渡过难关。”

“我们上周做了一场活动,熬了两个通宵,改了无数版方案,可能真正的客户就那么四五十个人,但到了主持人说圆满结束那一刻,都会觉得很完美,也很欣慰。”他说,当他身处活动现场、拿着对讲机掌控每个环节时,仿佛整个世界正在自己脚下。

公司大部分员工都和陈一文一样,是25到31岁之间的年轻人,有创造力,也能吃苦,什么都愿意尝试。“我们的工作实在太杂了,什么都要了解一些,干起活来都得拼命,很锻炼人。哪怕刮风下雨,我们都是在外面跑。”

“我们现在会努力去做案例,每一场投标我们都按照最佳的状态去做,中或不中,我们都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他说,受限于公司规模,目前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几万到几十万元一场的活动,但随着不断的积累,他们总能做到更大的项目,并从中收获更多的东西。“凭什么小公司就不行呢?”热爱登山的陈一文倔强地觉得,自己一定能一步步走上顶峰。

不服输,是陈一文对“中国力量”的注解。他们可能是草根,体量很小,却会勇敢地挑战自己,自我飞跃。

事实上,帮助年轻人实现飞跃也是拍拍贷一直在着眼做的事。他们持续关注着青年人群的成长和小微经济的发展。

2018年底,拍拍贷为青年人群免费撮合完成一千万额度借款并全额补贴借款利息,之后陆续开展“青年发展计划”、“千人千万打拼基金”、“青年说”等公益活动,完成经验分享、资金支持、创业机会扶持的完整赋能,为青年人提供打拼的闭环支持。在多年的公益计划中,拍拍贷影响人群超千万,为数万人提供了切实支持,助力青年人发展。

中国的普惠金融正在快速发展。以小微企业为例,2022年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19.7万亿元,为2018年初的2.4倍;普惠小微贷款增量在各项贷款增量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7.7%大幅提升至2021年的20.7%。同时,普惠小微的融资成本持续下降。2021年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3%,比2020年下降0.22个百分点,比2018年下降1.38个百分点。

但在章峰看来,中国的普惠金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共同发起的“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2022年第一季度,小微企业资金渠道更集中在自有资金或留存收益(其占比为24.4%)。从外部渠道看,排在前三的为:通过线上渠道向非传统的金融机构借款(21.4%)、向传统银行申请消费贷和信用卡(18.7%)、向亲好友借钱(15%),而相比之下,通过传统银行经营性贷款的占比仅为10%左右。由此可见,传统银行的经营性贷款还不足以满足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特别是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无论是闫建军、王光普、肖杜凯还是陈一文,这些微小的力量都值得更多的帮助。

此次,拍拍贷、信也科技携手国家举重队合作力挺小微经济发展。出身平凡、却通过努力拼搏载誉而归的国家举重队队员们,正是想借此为创造中国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贡献60%以上GDP的中小企业鼓劲呐喊。

章峰说,拍拍贷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义务也有责任扛起普惠金融的大旗,尽其所能与小微群体共渡难关,“亿元免息借款”只是开始,未来将会有更多相关举措陆续出台。

展望未来,闫建军想利用Tik Tok跑通更多的海外市场。基于英国市场的达人视频号已经开始筹备,他梦想着把国内短视频电商的玩法普及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粉丝,他觉得在这方面,“西方人太落后了。”

陈一文一边准备着迎接孩子的降生,一边想把公司一点点做大,再办一场规模不小的演唱会,他觉得,那会是公司能力最好的展示,也是提升团队能力的机会,那会帮助他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体系,向行业的更高处前行。

王光普的梦想很质朴,他希望疫情能够不再反复,希望能像以前一样,踏踏实实地生产,给工人们发工资,让他们养家糊口。

肖杜凯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带着家人回到乡下,包一些土地,建设自己的生态农场。“老实说我对李子柒那样的生活挺向往的,我在小渔村长大,可能内心里就想远离城市的喧哗吧。”

在他的梦想里,自己的田园可能会有二三十亩地,有自己的菜园子,有自己的牧场,还有自己的鱼池。它可以保证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带来收入。肖杜凯希望能在45岁左右达成这个心愿,“那时候孩子也大了,希望我也能赚到一点钱去实现这个小小的梦想。”

在章峰看来,这些微小的梦想和其背后的力量不容小觑。“每一个不断地在努力和奋斗的普通人,都是重要的中国力量。很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水果店、理发店、快餐店……他们为了自己和家庭生活得更好而拼搏,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也支撑起无数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平凡却很伟大的中国力量。”章峰说,强大的中国力量,正是由每一个细微的个体汇聚而成的,“没有这些个体的努力,中国力量也就失去了意义和源泉。”

“而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支持这些力量,并成为负责任的中国力量的一部分。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来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为整个金融生态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经济的发展。”章峰说,这是大时代送给企业的机遇,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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